言说具有它的边界，那些已经说出来的是被允许说的，而那些不可以说的，则意味着禁忌和规训。在言说与不可言说的边缘，某些尖锐而疼痛的体验和记忆试图浮出那黑暗的“无词之域”，然而这种语言的挣扎却充满了绝望、哀伤。九位二战期间被迫沦为日本军队慰安妇的韩国妇女，她们的过去与现在，她们显而易见同时又暧昧不明的苦难与创痛……就隐含在这一断片式的言说当中，这种言说是破碎的、含混的、无逻辑的、爆发式的、絮絮叨叨的、自言自语的……这是诉怨吗？当然是。慰安妇的事件里埋藏了太多的愤怒和怨恨；然而她们的倾诉又是这般断续和阻滞，它甚至算不上是“倾诉”而仅仅只是一种“嘟囔”，言说的艰难使另一种暴力———那除了强加在女性身体上的暴力之外的、令她在寻求公正和权利的过程中依旧感到羞辱和痛苦的文化暴力———得到了呈现。
这是韩国女导演边永姝的纪录片《低吟》（英译名《Murmuring》）所表现的对女性言说方式的关注。相对于故事片，纪录片因为更可能接近生活的原生态而被认为是更本质意义上的电影。《低吟》所选择的拍摄对象———九位有过慰安妇经历的韩国老人———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她们与一桩由国家参与的暴行直接联系在一起：1932年到1945年间，日本在韩国、中国、南洋等占领地掠走多达二十万的年轻女性，用作给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其中韩国女性占80％；然而，这一见证长久以来却是“不可说”和“不可见”的存在，“慰安妇”一词所包含的伤害与屈辱使幸存者隐匿了自己，归于无声与无形，而对暴行的控诉、审判和惩罚则成为漫长的缺席。直至《低吟》拍摄的前两年———1991年8月，一位叫金学顺的老人在沉默了几十年后第一个申报，说自己曾经是慰安妇。此后，不断有仍然活着的慰安妇提出申诉。这些已经衰老的妇人开始了她们言说的历史，同时也是抗争的历史。自1991年以来，有过慰安妇经历的女性和韩国女性运动团体组织起来，每星期三都在日本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处罚战犯、赔偿受害者和公开认罪。
慰安妇问题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是边永姝拍摄《低吟》的直接动因。她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12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拍摄六位住在汉城“共享之家”（由一些机构出资为慰安妇提供的住所）的老人，和三位于战后留在中国武汉的韩国老人的状况。影片最早的镜头是从老人们参加1993年12月23日第100次“星期三示威”活动开始的，然而导演更为关注的，却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和谈话。通过旁白式的提问和断片式的回答，老人们逐渐展开对过去生活的回忆。面对陌生的摄影机镜头，言说的过程显得格外缓慢和艰难。金顺德老人刚开始的时候有意识地躲避拍摄者，并用布裹住脸，试图把自己隐藏起来；李英淑老人背对着摄影机，独白式地讲述自己；姜德京老人则更通过绘画传达内心的感情，以朴素而稚拙的线条和色彩，表达“被掠夺的纯情”所导致的恐惧与伤痛……渐渐地，在长达一年的拍摄交流中，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缩短了，老人们变得主动起来，她们谈到自己被掠至慰安所的经过，谈到慰安妇经历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担，谈到如何终身不婚，在偏僻的小山村里像死一样地活着，也谈到自己为什么要申诉———那并非是为了得到赔偿，而是因为日本还不认罪，“不能保证什么时候日本又发动战争，伤害我们的女儿。因此，我们老人应该清楚地、正确地处理这件事”……影片让人感到震撼的，与其说是老人们个人的痛苦遭遇，毋宁说是她们的讲述方式本身。老人们常以“害羞”、“丢脸”、“没有知识”等语词来形容自己，她们的讲述甚至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这清晰地显示出：历史的暴力施之于女性的，不仅是绵绵无绝期的苦难，而且是对于自己处境和苦难的无从表达。然而这些老人毕竟有了“低吟”，她们以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顽强地讲述着自己。
《低吟》以实录的方式，真实再现了慰安妇的口述历史。它令人联想到另一部与之既似又不似的日本电影《望乡》。《望乡》触及到的是日本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所特有“南洋姐”现象：日本在自己近代化的过程中，贩卖大批妇女到南洋卖身以赚取外汇；直至它的工商业经济发展起来、有了别的获得外汇的途径之后，“南洋姐”才逐渐绝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洋姐”与“慰安妇”虽然是不同时代产生的不同现象，但二者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它们都不仅揭示了女性所受到的肉体戕害和精神虐杀，而且也指称着加诸女性身上的国家暴力和历史罪行。韩、日两国的影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性的命运是没有国界的。不过，《望乡》的故事片性质使之重在通过阿崎婆的故事，来披露一段鲜为人知的女性历史，所以它让阿崎婆清晰、完整地回忆和叙述出过去的遭遇。故事的曲折动人使《望乡》获得了更强烈的观看效果，可是它同时也就无从发现《低吟》以纪录片方式捕捉到的女性在言说上所受到的压抑。
在《低吟》中，还拍摄了三位住在中国武汉的韩国老人。当导演访问她们，向她们了解慰安妇的情况时，与在韩国的六位老人不同，她们提及了过去经历中的具体事实：为了使她们能够接待更多的军人，她们被残忍地割开“下体”；因为每天要接待几十个军人，以致于疼得无法上厕所……三位老人之所以能够让这些悲惨的事实进入语言层面，跟社会主义中国使妇女获得了一份控诉的权利有关。然而，国家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与女性自主的表述之间却并非没有距离。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中国人自己对类似问题的关注和表现———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不应该忘记的是，日本还没有认罪，而日本大使馆门前的“星期三示威”，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继续。
（本文所利用的电影资料与相关文字资料均由朴贞姬女士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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